袁枚倡导“性灵说”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“自三百篇至今

袁枚倡导“性灵说”。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，认为“自三百篇至今日，凡诗之传者，都是性灵，不关堆垛”。主张直抒胸臆，写出个人的“性情遭际”。主张“性灵”和“学识”结合起来，以性情、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，以“真、新、活”为创作追求，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，创作出佳品，认为“诗文之作意用笔，如美人之发肤巧笑，先天也；诗文之征文用典，如美人之衣裳首饰，后天也”。主张文学应该进化，应有时代特色，反对宗唐宗宋。他讥讽神韵派是“贫贱骄人”，格调派是“木偶演戏”，肌理派是“开骨董店”，宗宋派是“乞儿搬家”。他也反对沈德潜的“温柔敦厚”说，认为“孔子论诗可信者，‘兴观群怨’也；不可信者，‘温柔敦厚’也”。

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，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。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，技巧较高，选材别致，表现新颖，格律严整妥帖，风格清新流利，但多风花雪月的吟哦，缺少社会内容，有些诗趋向艳俗，不免浅薄甚至浮华。沈德潜主张诗歌“去淫滥以归于雅正”，鼓吹“温柔敦厚”，提倡“一切归于中正和平”。同时他还主张诗歌应该有“理趣”而不应该有“理语”。他的诗论有利于纠正浮华游荡的诗风，总结并发展了传统的审美准则，然而他的“诗教”等理论又过于保守陈腐。他的诗歌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，常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，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。袁枚和沈德潜的诗论都对中国传统的审美理论产生过很大影响，但二者同时也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，倘若二者相互中和借鉴，那么二人之创作大概足可以扬长避短了。

四七

东坡之旷在神，白石之旷在貌。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，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，此其所以可鄙也。

王衍，字夷甫，西晋政治家，善于清谈，精通玄理。

阿堵物，“阿堵”，本义是这、这个，“阿堵物”，本义即“这个东西”，相当于说“关键处”。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规箴》载：“王夷甫雅尚玄远，常嫉其妇贪浊，口未尝言钱事。妇欲试之，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。夷甫晨起，见钱阂行，呼婢曰：‘与却阿堵物！’”。由于王衍的这个故事，“阿堵物”从此成了“钱”的别名，又因其“口不言钱”，故“阿堵物”带有轻蔑意味。

营三窟，典出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，冯谖对孟尝君说：“狡兔有三窟，仅得免其死耳；今君有一窟，未得高枕而卧也。请为君复凿二窟”，“三窟已就，君姑高枕为乐矣”。后有“狡兔三窟”的成语，比喻事先安排多个避祸求安的藏身之所。这里指王衍虽“口未尝言钱事”，但终不以国家大局为重，考虑的只是自己日后的保全之计，他任人唯亲，以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，以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，而他自己则留守京师，以此为“狡兔三窟”。

【赏析】

姜夔虽是浪迹江湖、寄食诸侯的游士，但他耿介清高，曾拒绝贵族张鉴为他买官爵。他一生清贫自守，以文艺创作自娱，诗词散文，书法音乐，无不精通，是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。当世名流如辛弃疾、杨万里、范成大、朱熹和萧德藻等人都极为推崇，虽终生布衣，名声却震耀一世。王国维说他“口不言阿堵物，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，此其所以可鄙”有点过甚其词了。

四八

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”文字之事，于此二者，不能缺一。然词乃抒情之作，故尤重内美。无内美而但有修能，则白石耳。

出自屈原《离骚》。内美，指高尚的人格。修能，指卓越的才能。

【赏析】

姜夔多才多艺，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，其词格律严密。他的很多自度曲都是先作词后谱曲，不受固定格律的限制，可以舒卷自如地抒发情感。他的词作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别出心裁，善于运用通感将不同的生理感受连缀在一起，表现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。又善于侧面刻画，虚处传神，其作品清幽悲凉，素以空灵含蓄著称。可以说不独有“修能”，且亦有“内美”。

四九